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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苦难如何写出?——《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小说伦理与艺术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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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祖
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在《上海文学》连载的时候,我就读过其中的一部分,比如《黑石头》,但没有坚持下去,因为内心的恐惧。后来撰写《杨显惠论》,还是没有读完。年某个晚上,兰州某家茶楼,我们和杨显惠老师喝茶聊天。不知怎么地,说到了我的《杨显惠论》,杨老师忽然说:“我的《杨光祖印象》是《杨光祖论》,你的《杨显惠论》其实是《杨显惠印象》,因为你没有读完《定西孤儿院纪事》。我写你那个“印象”,把你的两本书认真地读完了,所以我才敢调侃韩石山。”我默默地点头。旁边的刘春生就笑着说:“他在逃避。”
是的,是在逃避。《定西孤儿院纪事》里的那些孤儿,除了三位是陇西的,其他都是我的老家通渭县人,定西孤儿院主要是为通渭孤儿而设的。因为年到年,通渭饿死的人太多了,好多孩子成了孤儿。当时,定西每个县都有饿死人的,但那么大批量的死人的却只有通渭,因为当时通渭是先进县,县委书记是年轻气盛的席道隆。他执行当时的左倾路线极其积极,派出铁棍队挨家挨户搜粮,最后的结果是家家无一粒粮,而他们还在继续搜粮,而且一车一车地往外送。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是汽车司机,他说,当时他们一车一车地往出拉粮,他们拉得累坏了,当时他们就感慨:通渭咋这么多粮?
年春节,通渭开始大批地死人,事发之后,引起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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