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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人类学的历史视角与西南边疆社会的转变》，马健雄著，节选自《北大史学（第21辑）：跨学科对话专号》，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对于人类学者而言，形式多样的研究资料转换为文字材料的过程，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集体性活动，其内容复杂多样，其中也包括仪式的程序和内容或者演唱的歌谣等，这些信息都会成为田野工作者参与观察的研究主题，进而成为田野工作者的研究笔记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在田野中与研究对象的深入互动，通过田野工作者文本化的过程转化为田野笔记，田野笔记也就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因此，和其他文字材料的产生过程一样，田野研究本身既是一个文本化的过程也是诠释和对话的过程。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者需要面对不同类型的人群共同体，通过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收集资料，同时研究者发现，不同的人群共同体往往是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来重构他们关于过去的回忆并成为诠释的主体，个人、家庭、村落、地方社群都在持续建构这样群体性的记录和回忆，不同的历史主体就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诠释，这些互不相同，甚至相互竞争的历史诠释，也需要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中整理、研究，并从中找出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以笔者在拉祜族村落的田野工作经验为例，拉祜族村民非常强调循环论历史观，强调生命转世轮回的信仰以及拓扑论的空间观和时间观。在频繁举行的仪式中，仪式的参与者需要集体性地想象一个能够把不同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笔者发现，与历史学者所遵循的“大事记”的观念、“编年史”的观念或者“读史可以知兴替”等历史学方法相比较，拉祜村民的时间观念和历史观念与历史学者的线性时间观念或基于事件的时间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里，对于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而言，不同学科的“科学化”的方式和讨论的问题，相互之间的差异很大，就拉祜村民们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呈现的关于历史的诠释和“过去”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这样的问题而言，历史学者的线性逻辑与拉祜村民对于历史的循环论、拓扑论逻辑之间，具有很深的鸿沟，因为历史学者从学科理论出发发展起来的线性历史观念和时间观念，与拉祜村民在生活脉络中建立的时间观念相比较，两者之间就历史诠释的主体和政治任务而言是非常不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应的历史书写的生产或者对于历史的诠释和表述方式之间的差异，就涉及非常不同的意义指向。
人类学田野工作与历史诠释：以班村田野工作为例
在云南省西南部与缅甸交界的山区拉祜族村寨中，例如在笔者的田野点班村，村民们频繁地举行一些治病的仪式，参加仪式的村民会聚在仪式主办者家中，大家一起跟随着仪式专家“魔八”的唱词，就某个特定的仪式共同建立一个想象场景，伴随着歌声和不断进行的占卜，大家共同想象着去造物神居住的地方，拿到能够赶走鬼的“法器”比如“沙子”和“水”，然后返回村里，用法器把让人生病的恶灵用“沙子”和“水”驱赶到原来它们自己的地方去，这个长4—5个小时的家庭仪式，通常在半夜达到高潮，仪式的参与者需要在“魔八”的歌声所构建的想象情景中共同完成。在仪式中，大家沿着漫长的寻找驱赶恶灵的“法器”的道路，也是通往创造世界的大神“厄沙”宫殿的道路前进。在路上，大家还要经过其祖先们过去打仗的地方，找到法器之后，一群人再沿原路返回村里。
如果我们查考官方历史档案就会发现，仪式中描述的地方，都是在清代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发生战争的确切地点。除此之外，在仪式中，大家还要将过去失落的家庭财产的灵魂和籽种，比如说运气的“籽种”、权力的“籽种”、家禽和稻谷的“籽种”从同一条路上依次找回来。所有的东西都找到之后，仪式转入下一个环节，大家在仪式中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那里是“死者的世界”，大家进入那边的村寨，找到自己已经去世的上一辈亲人，去他们的家里将病人已经离开了身体的灵魂接回来。在告别死去的上一辈祖先之后，参与仪式的村民再陪伴着病人的灵魂返回现实生活的世界，把离开身体的灵魂重新交还给病人，大家也相信病人随后会一天天恢复。在这样的治疗仪式中，家人和亲戚朋友常常聚集在一起，沉浸到集体想象的氛围中，在循环论的时间观念和仪式建立的空间想象中，人们对于生活中种种力量的掌控、协商才能逐步落实到现实生活的关系中，通过这些仪式的通道，生活中的重要关系也可以重新得到确认和梳理。就拉祜村民而言，治疗仪式帮助大家建立起关于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解释。通过仪式的通道，拉祜村民建立起与现实和信仰中的不同力量之间联系沟通的渠道，同时也在维系和更新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实践着他们的历史诠释。不过，拉祜村民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观”与历史学者的历史观是非常不同的。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的研究，在对待不同文化的时间观念和不同文化的历史诠释上常常处于不一样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对于什么样的历史诠释才能够被纳入历史学者建构的学科知识体系中的问题，大家的出发点会很不一样，其分歧是非常明显的。
从田野工作的经验性研究出发，人类学者更倾向于从当下的社会生活状况出发来追溯历史根源和过程，尤其关心过去如何塑造了当下的人群关系和文化价值的问题。简单来说，这是以“从今溯古”的方式来追溯社会关系谱系的研究倾向。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有很多曾经广泛运作的社会政治制度逐渐被新的制度取代了，有的变化给现今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有的变化其影响就显得微不足道，在当下的生活日常中我们不见得能够观察到这样的历史变迁的影响。不限于文字，就像一首歌、一本经书或一个仪式，某一种类型的信息载体和活动，包括官方的文书档案、庙宇的碑刻、民间的书信、账簿或者地方文人的各种各样的记录，抑或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宗教仪式和群体活动，都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直接产生的有意无意的记录。例如文字的书写或者是依据一定的模式不断重复的集体性活动，或者如前述拉祜族村落中的治疗仪式之类的活动，其参与者、流传方式以及这些活动在生活中展示的情景和人际关系的长期脉络，往往与文字载体之外的社会关系的特性有关。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系统性记录样式和它们表达的价值观念，既涉及记录的方式和载体的差异，也包含记录过程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及人们的诠释。因此，就文字记录的文本化过程而言，其脉络需要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来理解，这样我们才能够立足于生活情境来了解“话里”和“话外”的意思。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者如果既能够以仪式文本和日常生活经验入手来研究当下的人群关系和社会价值，也能够深入研究不同类型在历史上的地方社会脉络中产生的书写文本，那么人类学研究既能够建立起理解当下的社会生活和过去发生的社会变化之间的桥梁，也能够就人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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