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扁平疣最好医院 http://pf.39.net/bdfyy/jdsb/210404/8812967.html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年）春。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在斡难河召开“忽里勒台”（“大聚会”之意），大会蒙古贵族。蒙古各部尊铁木真为“成吉思汗”，以蒙古部落为名，建立“大蒙古国”。
蒙古建国后的第五个年头，南宋嘉定四年（年）二月，成吉思汗正式誓师伐金，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蒙、金之间进行了长达23年的战争。直到宋理宗端平元年（年），蒙、宋联军，攻破蔡州城，金哀宗自缢身亡，金国宣告灭亡。后人评说这段历史时，总是用“上帝视角”，来评断南宋“联蒙灭金”战略的失误。起初笔者也是带着这种看法来看这段历史，但几经查阅，才发现其背后大有文章。
与北宋末年引火烧身的“联金灭辽”战略相比，“联蒙灭金”似乎是南宋在权衡利弊后，作出的最正确的选择。而且在当时复杂的地缘关系和政治环境下，南宋在大多数的对外决策上，是有充分的政治考量和民意支持的，绝非是我们想象的那般“糊里糊涂”。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蒙、金交战期间，南宋中央由于其与金国特殊的历史“宿怨”，始终在联金与联蒙之间左右徘徊，先天的缺憾又让南宋无法作出最及时的决策，从而失去最后的准备时间……
岳王爷镇楼▲
金国作为游牧民族出身，对潜在的敌人有着天然的敏锐性。早在金章宗泰和二年（年），此时铁木真还未被尊为成吉思汗，蒙古各部也尚未完全统一，但金国人就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北方边境的压力，并且有意的向南宋示好。金章宗对当年派往南宋的金使，再三叮嘱“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而且在接待南宋使者时，告诫接待使，不要以言语激化矛盾。反倒是出使金国的宋使，总是以“南朝起兵夹攻”来威胁金人。
南宋嘉定四年（年），是金大安三年，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继位的第三年。这一年的二月，成吉思汗在漠北誓师伐金。据说成吉思汗对金朝翻脸，是由于完颜永济继位为帝。他看不起完颜永济，因此也连带地看不起金朝。这简直就算不上是个原因，试问成吉思汗能看得起哪个皇帝……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积蓄力量向外扩张，这本身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以军事力量获取资源，这一招不新鲜，即使是在今天的国际社会，某些大国依旧在走这条道路。
成吉思汗▲
金军在这一年的攻势非常迅猛，在野狐岭击溃金朝的女真兵、契丹兵与汉兵，共约三十万人，“金之良将精兵，大半尽于是役。”金国的辽东、山西、河北和山东地区均遭到了蒙古的蹂躏。特别是山东地区，爆发了风起云涌的红袄军大起义。内忧外患一时把金国推到了风口浪尖。
对于中原故土突然发生的巨变，偏安一隅的南宋，始终看在眼里。对毗邻对峙的金国采取什么方针，不仅关系到两国关系的定位，从长远角度说,还与南宋在整个中原大变局中的立国政策息息相关。
其实就在成吉思汗伐金之前，南宋开禧二年（年）四月。在权臣韩侂胄的主持下，南宋曾向金国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北伐行动。但这次北伐最终以韩侂胄被杀，南宋签署“嘉定和议”而宣告结束。此后宋、金之间维持了数年的和平，南宋朝廷自权臣史弥远以下弥漫着一股怯战之风。
其实在这里笔者不太喜欢用类似投降派、主战派之类，具有极端个人色彩的词汇来描述人物。比如史弥远，他始终都主张议和，嘉定和议也是他主持下签订的。但我们不能断然地说史弥远就是投降派。韩侂胄倒不是投降派，但他主持的北伐似乎对南宋伤害更大。所以，任何决策的背后，从不是某个人的意愿，而是综合实力的最终体现。南宋在此后对蒙、金的政策上也是如此。
史弥远▲
嘉定六年（年），蒙古军队再次突破居庸关，分三路向山西、辽东和山东进军。金中都（今北京）被蒙古大军围得水泄不通，派去给刚继位的金宣宗上贺礼的宋使真德秀，被迫中途折返。
真德秀回朝以后，马上将目前金国所面临的情况，上报给宋宁宗。其实就在两年前，真德秀就已经察觉到中原局势的巨变，希望宁宗能尽快确定招抚山东、河北地区起义军的最终方案，打算以此来收复部分中原故土。但宁宗并未重视真德秀的提案。事实上，真德秀的提案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对于金朝的态度，就是趁火打劫。南宋对金的战略其实从这里开始，就有一些跑偏了。
随着金国的势力逐渐式微，关于岁币的问题，成为南宋方面最先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1xbbk.net/jwbjj/356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