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殿疯怎么样 http://m.39.net/pf/a_5131651.html
中山堂在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英模堂”，年又改为“乐山礼堂”，长期为乐山京剧团演出场地。礼堂前的坝子，也是人们进行公共活动的地方，有时举办物资交流会，有时跳集体舞。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乐山礼堂被拆除，扩建为占地面积平方米的嘉州剧场，以演出电影为主。如今，嘉州剧场也被拆除，现为海棠公园内的阶梯和平台。
因为嘉州公园前身是清代上川南道道署，嘉州公园门前的一块区域一直被人们叫做“道门口”，玉堂街、县街、府街、育贤街等主要街道在此交汇，所以此处从清代开始就是乐山城最热闹的所在之一。民国开辟嘉州公园，道门口仍是小商小贩云集的消费胜地。
年，地方政府在公园门口修建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本意是将纪念碑作为肃穆神圣的城市地标，但是商贩们仍旧在纪念碑周围摆地摊、做生意，甚至在纪念碑碑座上贴满花花绿绿的小广告。当时本地的《川南工商》批评道：“似乎不应该使它的周围增加负荷，把神圣的境地——碑座的四周——当做红红绿绿的贴所。”这种不痛不痒的批评没有起任何作用。
年，经济学家夏炎德来到乐山，笔下道门口的风景依旧如故：
“初秋的天气暑气未消，白天大家守在家里，晚凉的时候则纷纷出来了。街上熙来攘往，非常闹热，乐山公园门口半圆形的广场上，摆满了零食贩、水果担与测字摊。乐山城的电灯黯淡无光。商店贩摊大多燃起植物油灯做生意。我的目光注意于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们大概都是武大的学生。”
民国档案中有一份年民众教育馆馆长李正华写给乐山县政府的呈请，反映道门口的杂沓情形，请求整顿，可见几年过去，道门口的市容并没有变化。呈请说：“公园门首饮食摊贩胪列，雇工人市蝟集，小贩车辆、乞丐粪担之不时进出公园，影响市容暨园内外观瞻，妨碍园内外交通清洁卫生，应即严禁。”民教馆请求县政府令县警察局“指派公园（道门口）岗警随时禁止，倘有不服劝告者，准由警局拿案讯究”，并把公园门口的禁止布告都拟好了。县政府倒是在呈请上批示“交由警局办理”，最后也不知效果如何。光是靠单纯的说教、赶撵、扣押等措施，大概起效甚微吧。想要消除这种由来已久的自由市场，实现城市面貌的现代化，非得重新规划城市功能区和制定合理的疏导政策不可，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据说道门口的纪念碑于年后拆毁，改建了街心花台。年代以前，公园与周围街道由围墙分隔，而如今围墙已拆除，公园大门为完全开放的状态了。20世纪90年代，在道门口东边叮咚街和县街的交汇处竖立起了三江女神雕塑，雕塑完全一派现代风格，终于与乐山城发展的节拍合拍了。
以前老公园内的最古建筑是一座破旧二层小楼，青砖灰瓦，内铺木地板，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它是曾经赫赫有名的嘉定教文馆——中国西部最早的西式印刷厂。
徐杉女士在《外来文明的印记：中国·嘉定往事》中仔细考证了该印刷厂的历史。嘉定教文馆是加拿大传教士赫斐秋于年主持修建的。当年赫斐秋在四川地区传教，发现四川的活字印刷业还是空白，雕版印刷费用很高，外地购书又很不方便，所以决定在交通便利、造纸业发达的嘉定建立印刷厂。他在嘉定修建了教文馆，又在加拿大筹款买了两台印刷机，在上海买了字模，逆长江、岷江而上，历经艰险，将机器设备运到嘉定。嘉定教文馆在开业一年后即可印刷15万册图书。庚子事变（年）后，赫斐秋离开中国，年，文焕章被派到嘉定重启印刷厂，业务迅速扩大，可印刷大量册子、日历、张贴画、地图。该馆使用嘉定夹江本地纸，雇佣几十个本地工人，开启了嘉定现代印刷业。年，教文馆迁到成都。
根据该地变迁推测，嘉定教文馆的房屋之后可能做过嘉定七属联中的教舍，以及后来乐山民教馆、图书馆的馆舍，20世纪50到80年代，由乐山市图书馆继续沿用。
尽管嘉定教文馆很早就迁走，但其所在的区域却一直是乐山印刷出版业的中心之一。民国时期，乐山本地多家报社都在这附近。比如《诚报》报社就位于嘉州公园右侧后面的一座约百多平方米的平房里，由嘉州公园管理处租给《诚报》。这座平房被分隔成几间大小不等的房间：进门的一间是通讯班，内有收发报机、收音机等通讯设备；里面几间便是编辑室、会议室、会客室等。该报的编辑记者很多都是武汉大学的学生，这些青年学子经常在嘉州公园穿进穿出，为抗战时期的新闻事业奔走。《诚报》以驻军32补训处政治部名义主办，从年1月1日创刊，至年2月结束，是民国期间乐山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报纸，社址从紫云街到道门口，再到县街，最后到叮咚街，几经迁移。《诚报》停刊后，经过改组，成为《兴中日报》，编辑部还是位于公园荷花池畔。年至年，另一地方报纸《岷江新闻》的编辑部也在公园内。
来源：乐山日报邱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