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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伊犁是中国和中亚细亚间的主要通道，它的重要性曾被比拟为“开伯尔山口”。虽然沙俄最初所吞并的中国领土是靠近西伯利亚一带，但他们深知在当时情况下通向中国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地区。
由于北京位于中国东北部，所以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沙俄的使节和商人必须首先经过艰险的蒙古高原，才能到达北京。但不久经验告诉他们，最好的贸易道路是从西西伯利亚通过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和甘肃，进入中国中心腹地，换言之，从斋桑湖到中国的中心汉口，才是最便捷的通商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交通方面的困难，是容易克服的，中间除大约一百六十英里只适宜于驼运之外，其余二千六百英里的途程，都可以行驶车辆。
而途中所需要的时日仅止一百四十天，较之绕恰克图到北京二百零二天的途程，节省了两个月时间。同时，伊犁西南的穆扎尔山口，又是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纽带，因此可以直趋喀什噶尔和叶城，无需翻越天山再转一个弯子。这个地区不仅由于伊犁河和特克斯河的溉，土地肥沃，而且石油、煤、铁、铜、金等矿藏丰富，一向被视为中亚最富饶地区之一，在经济上被称是新疆的“粮仓”，国防上被称为新疆的一大“炮台”。
早在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维尔尼堡建立之前，沙俄便开辟了奥伦堡与伊犁间的道路，把这个地区看成是通商的要区。在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订立后，这个地区的贸易便日趋繁盛。因此在吞并中亚三汗国的同时，伊犁地区便成为沙俄虎视眈眈要霸占的另一个目标。一八六四年六月（同治三年五月），新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地方势力起兵反清，占领了新疆南部东四城、乌鲁木齐汉城和满城后，接着又攻陷了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等城。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也相继被占领。这样，除去巴里坤外，清朝政府对新疆大部分地区，都暂时失去了控制。在这些起事的地方割据势力中，以占据新疆南部东四城（库车、阿克苏、喀喇沙尔、乌什）的黄和卓势力最强。但占据南部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和阗）的金相印不服，转向浩罕的阿来姆苦尔汗求援，要求让叛国分子布素鲁克（即张格尔之子）返回新疆，借此来争取回族上层分子的拥护。浩罕封建统治者见有机可乘，便派帕夏阿古柏带领军队，随同布素鲁克窜回新疆进行活动。
阿古柏进入新疆后，先兼并金相印，继放逐布素鲁克于西藏，随后诱杀玛福迪·哈比图拉于叶尔羌，并攻取库车，杀死黄和卓，最后战败妥得璘，控制了南疆全部并北疆的一部分。由于少数民族中封建主的分裂割据和阿古柏的兼并活动，新疆地区整个陷于分裂和混乱的状态，这便为沙俄侵略者造成了可乘之机。沙皇政府和英国殖民者各自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都想把阿古柏作为侵略中国新疆地区的一个走卒。
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沙俄和英国同时派出代表团，前往喀什噶尔，对阿古柏进行拉拢收买。沙俄盘算，新疆地区的动乱会拖延很长时间，清朝政府是无力恢复统治秩序的，这是沙俄借口强占伊犁盆地的绝好机会。所以在一八六四年七月（同治三年六月）事变发生后不久，沙俄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就派遣军队占领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博罗胡吉尔冬、夏两个卡伦，进而控制着伊犁河上流的特克斯河谷，把伊犁的出入要道掌握在手中，等待时机进占。
一八七0年八月（同治九年七月），考夫曼先派兵占领了穆扎尔山口，扼制住伊犁与南疆的交通往来；接着于一八七一年五月（同治十年四月）又以防御俄国边界被侵扰为名，派遣由巴力斯基率领的一支特种部队进入伊犁地区。同时，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廓尔帕柯夫斯基指挥的、为数一千七百八十五人的部队，开始越过边境，击败伪苏丹阿卜尔·奥格兰的武装，于七月一日占领绥定。七月四日，廓尔帕柯夫斯基宣布“永远”归并伊犁。为便于永远占领，沙俄将伊犁所属九城中原为伊犁将军和清军驻扎的大城毁去，西北五城，除在清水河、塔尔奇、绥定收容当地居民四千人外，其余庐舍也都夷为平地，利用这些拆下的材料，在大城东九十里金顶寺地方，另外建设一个市区，街道长约二十里，为沙俄侵略者和俄军驻扎所在。
沙俄无视中国主权，出兵强占伊犁，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动。所以直到七月十三日（八月二十八日）才把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通知清朝政府：“七河省巡抚廓，现在派兵前赴伊犁，已于五月十七日（即公历七月四日）克服伊犁城池，请定如何办法。”措词含糊，充分暴露了沙俄不愿透露真相的险恶用心。
清朝政府派遣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前往伊犁了解情况，并与沙俄进行谈判。直到九月二十日，荣全才听到沙俄侵占伊犁的真实情况，并延迟到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九日（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才与沙俄内政部所指派的博呼策勒傅斯奇上校，在塔城附近色尔贺鄂普勒（也译谢尔吉奥波尔）举行谈判。博呼策勒傅斯奇临行前，沙俄内政部给予他的指示是：一、解释伊犁的情况以及俄国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保障中国利益”；二、宣布没有足够的中国军队到来之前，俄国不能归还伊犁；三、弄清楚清朝政府准备为经营管理伊犁所拟采取的措施；四、拒绝讨论军事费用的赔偿问题；五、拒绝讨论中俄间的边界线问题。在这样情况下，尽管荣全急于想谈判归复伊犁的问题，可是博呼策勒傅斯奇则根据沙皇政府指示，采取敷衍搪塞手法，声称：“伊犁的事，我一句也不能说，等着我请示我们国君，才能论说。”并说：“据我想来，倭良嘎哩接到我的信，与你们王大臣议论事多，约需一年。咱两人办的事，一年方可办完”，等等。
一八七二年九月（同治十一年八月）博呼策勒傅斯奇由恰克图到北京，奕诉又与之进行谈判，反复辩论。这个家伙仍坚持沙俄内政部指示的立场，认为：“荣将军兵力太单，如接收伊犁，恐不能守。”完全堵塞了谈判的渠道。在拒绝谈判归还伊犁的同时，沙皇政府又竭力对阿古柏施加压力，使他对沙俄屈服，企图利用新疆的混乱和分裂状态，作为长期侵占伊犁的借口。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秋，英印政府总督诺思布鲁克第二次派遣福锡斯出使喀什噶尔。这个使团的人员多达三百人，随带有维多利亚女皇致阿古柏的信函，印度总督赠送阿古柏的老式步枪几千支。结果英国殖民主义者和阿古柏于一八七四年二月二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达成商约十二条。英国以对阿古柏的正式承认，来换取英国在喀什噶尔地区设立领事和经营商业的优先权。
英国加入争夺中国新疆地区的角逐，引起了沙皇政府的妒忌和不满。在考夫曼的眼光中，喀什噶尔是“福锡斯先生的一个创作”,“是英国站在阿古柏背后，指挥他对俄国进行反抗”。在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间，考夫曼曾集中部队两万人在喀什噶尔边境，准备进攻阿古柏，只是因为在一八七五年沙俄又忙于镇压在浩罕所爆发的反抗斗争，并吞新疆的阴谋才暂时被搁置下来。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间，沙俄还派遣了以总参谋部索思诺福齐为首的考察团到中国来，团员中包括地形学家玛托斯索夫斯基、皮亚赛斯基和安德里也夫斯基，专职摄影的波瓦尔斯基和翻译、警卫等。所有人员全佯装为商人，以便进行种种见不得人的活动。
主要目的是彻底摸清新疆动乱的情况，以拟定未来的扩张政策，并为深入中国开辟广大销售市场作好准备。这个窥探队先到北京，然后转汉口到陕西，经哈密、巴里坤到库车，行程达三千八百公里。于一八七五年七月（光绪元年六月）路过兰州时，在总督衙门住了二十七天，刺探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率领出关的清军的实力。当左宗棠问到准备购买西伯利亚粮食在古城子（今奇台）交货的可能性时，索思诺福齐一口答应。双方订立了购买沙俄粮食五百万斤的合同。
此后在一八七六年四月（光绪二年三月）以前，沙俄在古城子按约解交了四百八十万斤粮食。从这件事，已经看到沙俄政策开始转变的端倪。沙俄在继续扶持阿古柏这个傀儡的同时，又企图通过用沙俄武器和粮食供应清军，来对清朝军队进行控制，以便在阿古柏一旦败亡时有讨价还价的本钱。索思诺福齐曾供认了这种策略的详细内容。他说：“多年来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方式，是不会获得成功的。须要掌握局势，使中国承担它的一切关系，然后再开始就地谈判：一方面给予，一方面索取。
一八七六年六月（光绪二年五月），正当左宗棠所属刘锦棠部北逾天山，会同金顺军围攻乌鲁木齐的时候，侵略老手考夫曼了解到阿古柏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异常困境，又想乘机对阿古柏施加压力，迫使他就范，并企图在清朝军队收复新疆之前，从阿古柏手中夺取天山山脉的一些重要战略据点。
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光绪三年四月十七日），阿古柏由于清军逼近，大势已去，服毒自杀。清军克复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之后，继续前进，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以及和闻等地，南疆完全平定。沙俄企图在新疆制造混乱局面，乘机分割中国新疆地区的阴谋，终于破产。
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清朝政府在平定天山北路，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后，便根据沙皇政府在强占伊犁时作过的“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的“诺言”，再次提出准备接收伊犁。沙俄侵略者的这种所谓“诺言”，原是用来搪塞清朝政府要求归还伊犁的。在他们原来的盘算中，清朝政府是无力平定新疆的，只要新疆分裂的局面继续存在，他们便有强占伊犁的借口。不料清军迅速平定了新疆的叛乱，沙俄的打算落了空，因而又制造种种的借口，来阻挠归还伊犁谈判的进行。
一八七七年二月（光绪三年正月），当奕诉与沙俄驻华公使布策谈判修改陆路通商章程时，布策的借口是要先商定西路通商事宜，然后再谈交还伊犁的问题。同年三月（四月）间，清军克复吐鲁番和托克逊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次与布策进行谈判，布策竟然提出：“此时必须中国将交涉各事办结，先有真心愿与俄国和好凭据，方可议及（归还伊犁问题）。”显然，伊犁问题已成为布策讨价还价的筹码了。一八七八年一月（光绪三年十二月），清朝军队得知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已窜入俄境，无法穷追，便集中兵力追捕由陕甘逃来的白彦虎。后探悉白彦虎也同样携带“所掠金银货宝，赴俄买路求生”。
一八七八年三月（光绪四年二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布策，要沙皇政府按照条约规定，把白彦虎及其党羽悉数解送中国。但布策又以“此事仍必须经由左宗棠照会土尔克斯坦总督”来敷衍搪塞。当清朝帮办大臣刘锦棠询问考夫曼要求引渡时，考夫曼却拒不答复。后来，伊犁将军金顺只好派遣提督殷华廷等前往阿拉木图，与沙俄谢米列廑斯克长官进行交涉，但所得到的答复是：“逃人穷蹙来依，我土耳克斯坦总督不忍置之死地，非敢故违条约。至交还伊犁一节，事体重大，难以擅专，俟咨商总督考夫曼，再行定议。但此事头绪甚繁，非在总理衙门商办，恐议论多而难成。且哈萨克、布鲁特耳目众多，交还之议一出，人心动摇，故未便切实相告。”
可见布策与考夫曼所玩弄的把戏，是相互推诿。《里瓦几亚条约》与《伊犁条约》拒绝归还伊犁，借此讨价还价，向清朝政府进行政治、经济讹诈，本是沙俄既定的方针。一八七六年三月（光绪二年二月），沙俄曾召集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有关高级官吏，由陆军大臣米留金主持，在圣彼得堡制定了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侵略政策。根据英国驻圣彼得堡使馆武官韦尔斯利所获得的情报，这个既定政策的内容是：“沙俄将不让满洲政府领有伊犁”，“除非达成一个协定，让特克斯河谷平原归入（沙皇）帝国，俄国商人获得商业特权，并赔偿俄国在中国叛乱时期所蒙受的损失。”
沙俄此后和清朝政府所达成的两个条约，实际上是根据这个既定方针而来的。而这个方针的拟定，随后又是和沙俄一八七八年三月在柏林会议上争夺巴尔干半岛霸权受到挫败，及国内反对沙皇的斗争激化相联系的。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是自从一七一一年彼得一世在普鲁特河被围以来，沙俄侵略土耳其过程中所遭受的另一次重大打击。由于战败，俄两百年来争夺黑海出口的努力受到严重挫折，但一向对外侵略成性的沙皇政府，是决不甘于这种失败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沙俄在巴尔干问题上一再跃跃欲试，便是最好的说明。一八七O-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时期，沙俄乘机废除了一八五六年巴黎条约制止它在黑海拥有基地和舰队的限制。只是由于新的舰队尚未建立，无法立即恢复旧的扩张计划。
一八七四年，沙俄效法普鲁士而实行了普遍征兵制。就在这个军事制度建立后三年，也就是克里木战败后二十一年，沙皇政府又发动另一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一八七七年冬，俄军攻下土耳其的普列佛那堡，但在英国和奥地利的干涉下，不能进占君士坦丁堡。一八七八年三月三日，俄土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村落圣斯蒂芬诺签订初步和约，在侵华老手伊格纳切也夫的策划和主持下，沙俄获得了多瑙河口，使俄罗斯领土和巴尔干半岛间有了直接的联系，同时获得了土耳其北部阿达汉、喀尔斯、巴统等地，土耳其赔款三亿一千万卢布，保加利亚在沙俄的占领和保护下“独立”。
《圣斯蒂芬诺条约》不仅意味着沙俄势力在东南欧的扩大，同时还使得土耳其帝国陷于瓦解的地步，这是英国和奥地利所反对的，甚至连一向“不同俄国争吵”的俾士麦，也转而支持奥地利。在同年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所召开的柏林会议上，沙俄难以和奥、英两国对抗，被迫将所吞食的赃物吐了出来。《柏林条约》的签订，在沙俄统治阶级中引起普遍的失望和不满，“亲斯拉夫派”一个头目阿克萨哥夫曾叫嚷说，柏林会议所签订的条约，“是对俄国士兵用鲜血所捍卫的神圣事业的可耻背叛”。受挫败的沙文主义分子，企图重新掀起一股加强对外侵略的逆流。
这一次对土耳其的战争，虽然暂时起了转嫁国内政治危机的作用，但随着战争受到挫折，反抗沙皇制度的斗争更加剧烈起来。民粹派暗杀行动的频繁，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为了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为反动势力找寻一条出路，以封建农奴主为骨干所倡导组织的“亲斯拉夫派”，摇身一变成为赤裸裸加紧向东方侵略的“东方人民派”，大肆宣扬沙俄是“极西的亚洲国家，而不是极东的欧洲国家”，因而决定沙俄命运的是东方，而不是西方。他们露骨地叫嚣说：“俄国文化与东方文化间的亲密关系，远超过欧洲文化”，所以“俄国的“历史使命”，是将东方加以融合，使之并入俄罗斯帝国。”
在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春，左宗棠部队进至伊犁附近时，事态的急转直下，迫使沙俄不得不对这个问题慎重考虑。俄军在伊犁的指挥官廓尔帕柯夫斯基，要考夫曼对中国由四面同时进攻伊犁的企图提高警惕。当时，考夫曼却竭力想避免战争，原因是他手下能够进行战斗的官兵都被抽调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去了。但他是一向积极鼓吹要“从中国手中夺到半个伊犁省和一条为中国所必需的通道”的，所以竭力主张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应付清朝政府。
考夫曼原来的部下、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调任为参谋本部亚洲司负责人的库罗巴特金，在上参谋本部海登伯爵的备忘录中，指出了伊犁对沙俄的战略价值，同样反对归还伊犁。他还说：“若是我们感觉到为我们的诺言所约束，要把这个地区归还中国的话，我们将绝对有理由要求对我们八年占领时期所付出的费用进行赔偿。”他提议要借此勒索一千万英镑的黄金，来作为西伯利亚大铁道的建造费用。陆军大臣米留金对归还伊犁问题，也是持反对态度的，污蔑“亚洲人将会把慷慨或者甚至于正义，简单地看成是无力保持所获得的表现”。
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意见有分歧，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并要求制订一个对沙俄最有利的方案。这个委员会以陆军大臣米留金为首，另外包括外交大臣助理格尔斯、财政大臣格里格海军上将、参谋总长奥布鲁切夫、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和总参谋部亚洲司司长库罗巴特金。
结语
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委员会于一八七八年三月十四日作出决定，即要在解决两国商务和边界问题之后，才谈得到归还伊犁的问题。从此，沙俄就开始了对清朝政府新的敲诈勒索。
参考资料：《清穆宗实录》《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新疆图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