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30日上午，在首度开庭8个多月之后，“白银连环杀人案”一审在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高承勇被判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这一情节残忍离奇、破案过程极尽曲折，甚至一度幻化为都市传奇的系列杀人案，在第一起案件发生整整30年后，终于划上句号。年8月底高承勇在白银市被捕后，本刊的三名记者专程前往甘肃，探访了该系列案件中全部10起杀人案的案发地、高承勇的老家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他在白银曾经租住过的地址以及他最终被捕时的小卖部，也和他的近亲、曾经的邻居、参与侦办案件的刑警以及部分受害人家属做了直接交流。比起对高某作案动机的猎奇性揣测，我们更关心另一些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和治安环境给了高承勇将其危险的欲念付诸实践的可能？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白银警方竭尽努力的侦察、排摸行动，何以成效不佳？类似白银这样的西北资源枯竭型城市，其人口和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怎样的嬗变？于是有了这篇基于数据和环境分析、而非主观讲述的稿件。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年第38期。
高承勇在庭审现场（资料图片）
对塞外工业城的刻板印象，使人们易于忽视上世纪90年代的城乡人口流动、盲区重重的空间环境乃至捉襟见肘的刑侦手段给白银市带来的深刻影响。而杀人者高承勇的踪迹，就隐藏在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空隙之中。
本文摄影
张雷水川十字的位置，在白银市公园路与国道交界处，靠近市运输公司办公楼旧址（今银冠集团物流大厦）。尽管这里距离水川路口尚有米的距离，当地人依然固执地将其称为“水川十字”。由市属三县（靖远、景泰、会宁）和武威、兰州、定西等周边城市发往白银的短途客车，以此处作为终点站。在支付过5元到40元不等的票价之后，乘客们须在水川十字下车，步行或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进入市内。
西北方米外，是被当地人称为“大十字”或“王砚东路十字”的本市唯一的一级汽车客运站，在这里停靠的是往返于白银和外省各市之间的长途客车。带有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广场钟提醒着外来者：穿过大十字、进入人民路，便踏进了白银市的核心地带。沿人民路向北步行15分钟，可以抵达醒目的市政府白色办公楼旧址（今市公证处）；因歌手张玮玮的民谣《白银饭店》而小有名气的那家宾馆，在人民路东侧，均在步行所及的范围内。
多年来从青城到白银没有国有单位运营的汽车，这两年才刚有了公交车
整整28年前，年5月，当高承勇在位于长通路和工农路交叉口（今永丰街小区）附近的白银织布厂附属平房区犯下人生中第一起命案时，水川十字还没有成为从他的家乡榆中县青城镇到白银市的短途客车终点站。那时的停车点，在水川十字正北方米外，公园路与四龙路交叉口，金鱼公园西北角。之后14年间，四龙路十字和王砚东路十字逐步成为毁灭9个年轻生命的死亡通道：9起案件的发生地，齐齐分布在两大十字路口周边米半径内，在地图上看来格外触目惊心。
而从到年，高承勇本人甚至还曾在位于“88·5·26”案件和“00·11·20”案件犯罪现场之间的棉纺厂小区租住了6年多。在这6年多时间里，他数千次穿越自己曾经的作案地点，以四处游走的打工者形象隐藏着那些惊天秘密，直到一切在年8月水落石出。
28年的时间，足够使高承勇的两个儿子由初生的婴儿成长为大学毕业生，也足够使这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连环杀人案成为耸人听闻的都市传说。从他的家乡青城镇城河村到曾经的租住地棉纺厂小区，任何一个与高承勇有过点头之交的人都能向我口述出一段细节丰富、逻辑完整的恐怖故事，其中充斥着“专杀红衣女子”之类已经被公安机关证实为谣言的桥段。
高承勇曾经的租住地棉纺厂小区内景
普通白银人在回忆那些残忍的凶杀案带来的长期恐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夸张的渲染。当我发现水川路的一位老住户居然指反了“98·1·9”和“01·5·22”案件发生地的方向时，不由得对高承勇的亲属、长辈乃至曾经的相识向媒体所做的那些叙述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高某本人的口供被披露之前，任何在他早年经历的碎片和犯罪动机之间建立起的联系都有不可靠之处。
但我们依旧可以探究一个确有实据的问题：在高承勇的杀机萌发之后，是怎样的环境为他的作案提供了空间，并使他在整整28年间始终能逃脱追捕？答案来自时间与空间的复合：在90年代白银市的人口流动、社会结构、警力缺陷乃至思维习惯中，存在着无数的空隙和巧合，足够使一个狡猾的杀人者藏身其间。这个择业失败的进城农民，在改善经济状况未果之后，最终将屠刀伸向了那些体力和防范意识远不及他的年轻女性，付出的仅仅是相当于9碗牛肉面价格的交通成本。而将他逮捕归案，却需要上千人花费将近30年的时光。
失败的入城者
由水川十字开往高承勇家乡青城镇的短途客车，单程行驶距离31公里，用时约一小时。客车进入白（银）榆（中）公路五顾段之后，向南穿过一座四车道的钢筋水泥大桥，便进入了黄河南岸的兰州市榆中县境内。最近几年的春节和清明，高承勇夫妇有时会驾驶自家的微型货车，穿过这座大桥回到老宅拜年和扫墓。但在30多年前，当高考落榜的青年高承勇坐车前往白银市寻找工作机会时，那座漂亮的黄河桥还没有建成。
从他居住的城河村西行1公里多，另有一座钢制吊桥通往对岸的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这座在年因不堪重负而垮塌的吊桥，清晰地隔开了城市和乡村两个世界，冥冥中也成为高承勇走向另一段人生的分界线。
始建于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氏祠堂，坐落于青城镇条城街，在着力开发旅游业的当地是一处颇有人气的景点。不过在年9月的这个周末，多数造访祠堂的游客关心的并不是后过堂中悬挂的道光帝御赐牌匾，或者高氏家族历史上出过的7位文武进士，而是带有猎奇色彩的连环杀手高承勇。这令兼任祠堂管委会主任的现任族长高孝友不胜其烦：“高家出过那么多正面人才，为什么只盯着一个杀人犯！”
在青城镇的深处，就是高承勇家所在的城河村。那里的房子由砖垒加土坯的方式建造
高承勇的族祖父、原青城中学校长高华翰颇感委屈地表示，青城中学在本地的升学率相当不俗，如今出了这么一位“知名”校友，声誉恐怕会受到影响。高承勇的一位堂妹甚至直接回复说：“我们和他不熟，没有关系。”
这种对名誉和舆论形象的看重，某种意义上恰恰揭示了传统宗族关系在今日榆中农村的真实处境——它已不具备几个世纪之前那种分享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的独特效用，而弱化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和礼仪纽带。高孝友、高华翰等长辈虽然对高承勇这位族中后生颇为熟悉，但在择业、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却远无能力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帮助或指导。城镇化尤其是城乡人口急剧流动的冲击，使宗族成员间的关系变得疏远而脆弱；古老姓氏和传统仅存的价值，似乎只体现在重修祠堂、续订家谱等形式感强烈的活动中。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农村就业机会匮乏带来的文化水平与收入状况的脱钩。高承勇五叔的女儿告诉本刊：尽管他们的祖父颇通医道，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乡村老文人，但因为家中有5个儿子，生活依然相当拮据。高承勇的三叔曾考上医学院，继承父业，但对几个终生务农的兄弟也不曾关照太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的分化，首先体现在了家族成员关系的疏离中。
在甘肃青城与白银之间，是重重叠叠的黄土矮山
而对一介农民之子高承勇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或参军入伍带来的独木桥效应几乎是决定性的——只有升学和从军才能带来进入城市、改善社会地位和收入状况的机会；一旦失败，高中学历对贫瘠单调的农村生活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实质性帮助。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高承勇会对青年时代报考飞行员失败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并且相当重视两个儿子的教育。但在80年代初，高考落榜、参军失败意味着他只能延续父辈的命运，留乡务农。
我们进入高承勇在城河村的老宅院子，探访了其中的环境。尽管已多年无人常住，院中开满韭菜花，但房屋的布局和外观并不十分寒酸。土坯正房门口张贴着褪色的春联，从门缝中可以窥见干净的桌面和柜子，右侧是供两个儿子居住的配房。牲口房和灶台因多年无人使用而显得破败，但也不比其他内陆农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来得糟糕。
高承勇家的宅院
实际上，这处老宅原本就是年高承勇结婚时与二哥和叔叔们分家所得，高家的其他子女分得的房产大致与此相仿。区别仅仅在于，周围的其他堂兄弟和亲属在最近十几年已经盖起了新砖房，按部就班地改善着生活环境；而高承勇一家在年已经集体迁出，将老宅和耕地一同抛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处小小的立身之地并不足以支持农村三口乃至四口之家的日常用度。年前后，青城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不过元，刨除每年人均元的生活消费支出，结余不过7元，仅仅相当于当时10碗兰州牛肉面的价格。直到年以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才突破了元。况且，高承勇从来都不是一个勤勉的耕作者：据高孝友、高华翰等人回忆，这位沉默寡言的晚辈在本村尝试过种植大棚蔬菜，但效益一般，对主粮的种植和收割也不甚关心。
即使没有来自白银市靖远县的妻子张清凤的敦促，高承勇自己也会选择前往一河之隔的白银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毕竟，年前后白银市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高达元，是青城镇农民的4倍多，而两地之间只隔着一张售价0.7元的汽车票的距离。
位于青城镇城河村以西的黄河桥。该桥建于21世纪初，对岸是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20多年前高承勇从家乡前往白银时，桥基原址上还是一座老旧的钢索吊桥
高承勇在白银市的活动经历，始于年父亲高作华的病逝，在与张清凤结婚之后成为常态。事实上，这也是当时许多青城镇青年的选择：农忙时在自家耕地上劳作，农闲时则前往周边的县市打零工。但80年代中后期的白银对一个虽有中等文化、却缺少专业技能的年轻人并不是一个好去处——年，白银市露天矿一号采场闭坑；两年后，二号采场也宣告封闭，转入深部开采。构成全市最主要经济支柱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简称白银公司）自此进入长达20年的衰退期。
据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白银市志（～）》记载：“到年，全市经济增长跌入谷底，白银成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产业衰退，失业人员剧增，环境污染严重，公共服务滞后，精神文化失落，社会矛盾凸显。”大批既有的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尚面临失业待安置的问题，类似高承勇这样缺乏技能的外乡年轻人，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希望。
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在工矿产业陷入衰落、各种矛盾此起彼伏的八九十年代，白银市依然是一个缺乏足够社会流动性和就业机会的控制型共同体。第二产业占全市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50%以上，巅峰时甚至高达60.87%（年）；而整个第二产业的基干，则始终是白银公司（主营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冶炼、合金加工和辅助生产）、靖远煤业公司、银光化学工业集团、靖远发电公司、白银供电公司、长通电缆集团、白银棉纺织厂（今甘宝棉纺织公司）等少数大国企。
位于白银市白银区西北部的露天铜矿一号采场遗址。这里的矿坑直径超过米，已于年停产。年该矿坑的爆破开采成就了白银建市
相对线性的招工和管理模式，封闭的企业结构，乃至基于企业形成的社会层级，都没有给黄河对岸的贫穷外来者留下按部就班地融入和致富的机会。而高承勇最终将这种不合时宜的流动性，变成了独特的犯罪优势：在被他虐杀的9名女性中，有半数以上与白银当地国企有关。
直到年8月底在白银工业学校内的学生服务部中被捕时为止，高承勇始终是这个百万级人口塞外工业城的外来者。在到年租住于棉纺厂小区、照顾两个上学的儿子期间，他依然不定期地消失，行踪不明。30年间，高承勇的足迹遍布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贩卖过刀具、当过金属冶炼工人、经营过小卖部，从来没能在任何一个城市真正扎根，也没能谋得一份足以彻底改变全家经济状况的工作。
同样是在这30年里，青城镇的产业重心逐步转向了果蔬种植和旅游业，四车道的新桥取代了城河村附近那座老朽的吊桥，高氏宗族的年轻成员们开始经营起餐馆和农家乐。但这一切都和高承勇无关：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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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个警察
浪游谋杀者高承勇的存在第一次为警方所证实，来自年白银市公安局发布的一份公告。该公告明确指出，到年白银市发生的9起性变态杀人案件系同一人所为，并将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为：“大约在至年之间出生，身高约为1.68米至1.76米。此人应该是在白银长期居住，有较严重的性变态心理，或者生理缺陷……该嫌疑人在白银市区有独居条件，还与内蒙古包头市有一定的联系。”
回头看来，除了年龄和身高比较接近，当时警方出现了一定的误判，比如高承勇真正开始在白银长期居住，其实是在终止作案的年以后。隔开水川镇和青城镇的黄河，意外地成为他的包庇者。
即使是久居白银市的本地居民，也容易把“工矿城市”“人口构成简单”这样的刻板印象挂在嘴边。实际上，在过去25年间，城市人口占全白银两区三县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0%到30%之间，仅为农村人口的1/4到1/3弱。而工矿企业集中、被老市民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市”的白银、平川两区，其常住人口仅占全市人口的1/4左右。
俯瞰白银市
自80年代中期起，市属三县以及周边城市的青壮年农民为改善收入，大批入城寻找工作机会，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年前后；而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资源需求（住房、医疗、公共空间、治安、娱乐等）的显著增长，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事实上，直到年，白银市才出台了第一部《流动暂住人口管理暂行办法》；年6月，才开始实行农村户口的精细化管理。换言之，高承勇在白银猖狂作案的那几年，恰恰是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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