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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兑观科技小编又为大家分享新一期的档案故事，本篇分享主要内容上世纪六十年代，陕西地名集体改名字的故事。
“长安长安，长治久安，这么好听的名字，为什么要改名西安？”“西安”与“长安”的改名之争已经热议许多年了。其实不仅是西安，许多有“仙气”的古代地名都被改“土”了，比如驻马店原名汝南、枣庄原称兰陵、合肥本命庐州、保定曾用名幽州、包头原来叫九原、苏州原名姑苏。长安改名西安原是洪武二年（）年春，明朝北伐 收复关中平原后，明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诏，有着千年以上“定都史”的古都长安改名西安。
鲜为人知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曾掀起了一阵改名风潮，其中陕西有20多个地名被更改。陕西省档案馆收集、保存了一批记录历史的重要文件，本期就用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来还原当年的历史，讲一讲陕西地名集体“改名换姓”的故事吧。
年，郭沫若发表了一篇文章——《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文章主要讲述了日本汉字改革的做法与成就，他认为日本将文字做简单化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众识字率，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提出中国为了扫盲也该简化汉字，其中还特别提到了许多地名的书写过于繁琐，应修正，用朴实无华的地名。
而事实是在此之前，年大跃进时期，国家就已经提出修改地名了，理由是工农生产大跃进，急需一场文化革命配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必须想尽办法使作为文化工具的文字更容易学习和使用，尤其是生僻地名难认又难写，建议修改，并举例已经修改成功的一些地名，如，江西大庾改为大余、黑龙江鐡驪改为铁力、四川酆都改为丰都，并提出了更改生僻地名的原则，其中陕西省的六个县也给出了修改地名的建议。
然而，这一主张并未在短时间内真正实施，年被否决了，理由是历史悠久、已成习惯，故暂不更改。
直到郭沫若发出这篇文章后，不少文化名人纷纷响应、表示认同，这其中就有胡乔木（本名胡鼎新，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 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他看到文章后深受启发，写了一封信给刘澜涛（陕西米脂人，早年参加五卅运动，曾任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表示陕西有许多难认难读的地名，建议可以带头改一改。刘澜涛阅后表示认可，又将这封信转递给张德生（陕西榆林人，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 书记兼陕西省 区 委 书记等），张德生看后认为可行，转发给陕西省人民委员会。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办事效率极高，年9月10日，距郭沫若那篇文章发布四个月后，陕西省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出《关于更改盩厔等十三个县和商雒专署名称的通知》。文件中提出，为了方便群众，减轻群众和儿童在学习、使用地名、文字上的不必要的负担，经国务院批准，将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郿县改为眉县、郃阳县改为合阳县、鄠县改为户县、雒南县改为洛南县、邠县改为彬县、鄜县改为富县、葭县改为佳县、沔县改为勉县、栒邑县改为旬邑县、洵阳县改为旬阳县、汧阳县改为千阳县、醴泉县改为礼泉县、商雒改名为商洛。并提出文到之日起立即执行，印章、路标、文件、信笺、吊牌、文书用纸等统统要更新、印刷、使用。
到了年9月12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再次追发文——《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更改部分生僻地名字的通知》，其中再将省区、社、镇名、驻地名、山水名与省上更改十三个县的原来名称用字相同的，共同更改，如：洵阳坝改为旬阳坝、洵河改为旬河、商雒镇改为商洛镇、白沔峡改为白勉峡、郿站公社改为眉站公社、汧河公社改为千河公社、汧河改为千河、汧山改为千山、葭芦河改为佳芦河，以此法仿效。
同年，陕西省文字改革委员会还追发了改名建议的文件，提出三点生僻字改名建议，如下：
改名就这样如火如荼地进行了，此后有不少文化名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单从简化的意义上去改名，破坏了许多地名的诗意和深意，比如盩厔县这个地名用了两千年，含义是“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后改为周至，欠缺了味道；再如醴泉县，县北有泉甘美如醴，此名也延用千年，更名为礼泉县，诗意全然没有了，这就好比“长安”到“西安”之说，争执数十年。改名更多的是时代变更的产物，或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中国人的心里，若是记住了汉字的美好，借汉字传承中国千年文化的底蕴，就够了。
